昨晚,2020年10月20日19时27分,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老师因心梗抢救无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惊闻这一消息,久久不敢相信。在看到人民大学张飞岸老师在群里证实此消息之时,耳朵嗡嗡作响,眼泪瞬间夺目而出。想想几天前还在微信上和他探讨问题,想想昨天他还在群里为捍卫公有制而努力发表观点,想想他一直以来身体非常硬朗,说话中气很足,80多岁还能带研究生爬山,我真的不愿意相信这一噩耗。
就在前几天,10月5日,知名马克思主义智库“昆仑策研究院”的微信发布了周新城老师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容忘却 ——纪念建党100周年的感想》,在文章的题记里,周老师深情地说:“我一辈子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今年已年近9旬,身体每况愈下,估计于世不会太久了。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大喜日子,感触良多。总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辉煌成就,举世瞩目,令人鼓舞,但鉴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展望未来,又深感忧虑。在利用过去积累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此文。忠言逆耳,听起来总不如阿谀奉承、吹捧的话顺耳。但良药味苦利于病。为了人民的利益,听点不顺耳的话,也是应该的。古话云: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写这篇东西,我是一片忠心和苦心,没有一点私心。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其实此文我在发表之前就已看过,他说身体每况愈下,感觉即将去见马克思,我当时以为周老师在与私有化之徒作了长期的斗争,如今是心理受挫,说些气话,还安慰他不要悲观和气馁,如今看来,是我太过稚嫩,把一个年过九旬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毅力,看的太过轻了。
是啊!周新城老师于1955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本科、研究生都是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1962年,毕业后留校当教师,教政治经济学。1964年,中央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同年他被调到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1990年后,还兼任该所所长,一直到2002年才离开。起初周老师是研究苏联经济问题的,改革开放初期,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他主要写了关于苏联经济改革方面的文章和上报材料。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又不得不转而重点研究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这已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范围的问题了。
1986年以后,周新城老师被调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从事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工作。为了进行研究生的思想教育,给博士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这门课,周老师又开始研究邓小平理论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到2000年,才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上退了下来。之后,继续搞学术研究,带研究生。
2010年,中央准备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需要有人统稿,负责这项工作的有林同志(求是杂志社前总编辑,2020年6月10日病逝,生前不懈努力于捍卫公有制),就邀请周新城老师和梁柱同志(北大原副校长,坚定地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许多帝都青年左翼学子都聆听过他的讲座)一起进行统稿工作。据周新城老师回忆,这项工作,艰苦备尝,但收获不小,前后共花了3年时间,直到2012年9月,中央批准正式出版,才告一段落。这样,周老师又算搞了一段时间的国史研究工作。
周新城老师的学术生涯,真是五花八门,但总结起来,应该说是研究、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生。
周新城老师常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又是战斗的。为什么呢?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因为它的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必须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要踏踏实实地学,不要想去“打擦边球”,搞什么“离经不叛道”这类事情;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战斗的,因为没有批判精神就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是坚守这样的信条,社会上出现什么思潮,周老师就忍不住要进行论战。周新城老师经常同学生讲,如果见到错误的观点,一声不吭,躲着走,那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而且只有在论战中才能加深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离开现实问题抽象地、一般地谈论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不回答问题的文章是没人要看的。
例如,2003年,有一位给省部级干部讲课、有点名气的教授,公开提倡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经济工作就应该以此为“理论支点”。周老师就写了一篇《向高级干部灌输什么样的经济学》,旗帜鲜明地批判“经济人假设”。这篇文章同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吻合的,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和重视。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学术界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浪潮,周老师因为长期关注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现国内这股思潮同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毫无二致,按这条道路走,必然重蹈苏联覆辙,于是接连写了20多篇文章,批判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还专门就这个问题为我出了一本论文集。2008年,我国“普世价值”思想泛滥,周老师又是最早批判“普世价值”的学者之一,写了一篇文章,先发表在《香港传真》上,后经中央领导人批示,《光明日报》、《求是》杂志转载,这篇文章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样例子不胜枚举。离我们时间最近的,是发生在2018年1月的事情,周老师当时写了一篇题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的文章,文章首先发表在左翼智库“察网”上,被求是旗下的《旗帜》杂志的官方微博转载,没想到短短几天阅读量破了200万,也为周新城老师招来了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攻讦。这些人不学无术,屁股坐歪,猪油蒙心,竟然将百年前国民党反动派歪曲诋毁共产党人的陈腐谣言又拿了出来,他们声称“要共产先把周新城的个人财产贡献了”,甚至低劣恶毒的攻击说“共产党人共产共妻,要周新城把老婆女儿公有了”……何等歹毒和无知!他们完全不顾所谓“消灭私有制”并不是瞬间无偿剥夺,而是有一个过程,比如建国之初三大改造,更不是现在立刻,而且共产的产是生产资料的意思。